关于作者

冯尔康，男，南开大学名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社会史、史料研究。

研究社会史从“社会生活”走向“日常生活”的学术意义

——读常建华教授论文《日常生活》的感想

21世纪以来，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历史学和社会史学界蓬勃发展，成果显着。常建华教授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突出的人物。主编的《中国日常生活史读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深受好评。他还在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丛书”。包括《日常生活视域中的中国宗族》（2019年）、《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研究回顾与展望》（2020年）和《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2021年） ），有力地推动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一书。 《历史——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个探索》（2021），总结我自己的研究。常建华也是一位热心倡导者。 2011年起，撰写《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启》（《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今年又发表了三篇文章。论文分别为《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社会文化史研究》（《历史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生命史中的意义》中国社会生活》【《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第2期】和《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历史新探索》【《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2021年第1期]。由此可见他对此类研究的热情和投入。常建华在四篇论文中论述了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的发展过程，明确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内涵，阐释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并对这一综合性史学研究的理论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警惕。日常生活史，可视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一定标准，真正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启”和“新探索”。

笔者原本对社会生活史有一定的了解，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感到欣喜。读完常建华的专着后，他开始从学术的角度认真寻求有关“日常生活”的知识。原来，社会史研究已进入新阶段，将推动社会史研究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日常生活研究是否有必要呢？我们能否重新开始，重新探索？现在我就在这里记录一下我的学习经历。

一

从“社交生活”到“日常生活”

——从关注群体到突出个人

1985年，作者写了《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对什么是社会史及其研究对象提出了如下观点：“社会史是人际交往的研究”。历史的一门学科，一门专门的历史。它的研究范围……概括起来就是以下社会问题：社会结构、宗族、家庭、婚姻、妇女、人口结构和就业，犯罪、社会救济、娱乐、节令、衣食住行的规制与祭祀、丧葬习俗等。”引文表明，作者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定位于社会群体生活。生活虽然很广阔，但关注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生活泛指普通生活，并没有明确定义为日常生活。为什么我们只意识到“社会生活”层面而没有进入“日常生活”认知？原来，当时作者接受了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该理论强调人的集体性，注重群体生活，并用“社会”这个定语来形容人的“生活”，即人们的社会生活。一定要和人一样。社会身份、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五四运动后个人主义让位于集体主义的现实观念的本能反映。这也是多年来人们所接受的“人类的历史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理论教条仍然残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本能反映。

十多年后，即20世纪90年代末期，作者在《走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中谈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应该包括宗族的日常生活”原始社会的生活和群体……”（《家庭、社区与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唐立兴主编，黄山出版社，1999）在《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和开放的研究领域》中对社会史研究的认可：“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文化史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史》周继明、宋德金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后来在《中国社会史概论》一书中谈到了“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历史。 《论社会结构和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作者论述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虽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历史，但重点仍然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面。关键是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内涵和意义缺乏深入认识。

现在我正在读常建华的《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开始》。关于什么是“日常生活”，他总结了中外学者的观点，指出了日常生活的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二是日常生活的本质。注意重复的“日常”活动；其次，一定要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为中心；三是全面性。由于日常生活是综合性的日常活动，仅研究某一个体的活动并不能反映当时人们的完整生活。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必须在单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笔者由此认识到，从社会生活史研究到日常生活史研究，本质上是从群体史研究到个人史研究，从普遍生活到日常多元生活领域；也就是说，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是从关注不排斥个体的群体生活，深入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反复出现但又不同的日常生活，关注每个具体的生活。人，每个活着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

二

深化日常生活史研究，将生活史与制度史、观念史融为一体

在明确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内涵和特点后，常建华接着阐述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并针对目前历史学的研究现状，提出要避免庸俗化的发生。圆圈。他给出了两个建议，让笔者分别描述一下：

首先，日常生活史研究借鉴了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地域史的研究成果，而日常生活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常建华在《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视域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一文中，更详细地论述了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研究的关系，认为前者着眼于社会和未来。作者关注的是文化，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基础是生活方式的共识。社会史研究不满足于描述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还需要了解文化体系如何塑造人们的身份、情感和日常生活，揭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这样，研究日常生活史就很容易把握生活的意义，而社会文化史则需要以日常生活为研究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常建华说社会史和文化史“共存、共荣”、共同发展。他认为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密切相关。今天的历史人类学也面临着新文化史的要求。他同意罗伯特·达恩顿的观点：“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使这两个领域都受益匪浅，因为它们都有解释一种文化的目标。”

二是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与“系统”结合起来。

常建华表示，“社会生活”正在向“日常生活”转变，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建立日常生活与历史变迁的联系，探索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因素”。生活，把握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文明因素。” 。这强调日常生活、历史变迁和非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社会生活史中生命的意义》一文中，他提出要在政治、经济、企业管理、公共事务以及科学、艺术、哲学和思想领域中寻找日常生活的因素。 ，从而有利于应对日常生活。历史与大历史的关系。这说明他在研究中始终关注日常生活与历史变迁的关系，即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在发表《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的新探索》一文时，结合前述的历史变迁，将政治、经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概括为与“制度”的联系，与“观”的联系。探讨“日常生活”理论建构中的“体系”。从传统上看，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皇权统治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制度的限制。因此，传统史关注的是政治史以及政治和政策对人们生活的规范和限制。现代历史研究也有这种倾向，但学者们也在探索生活对制度实践和改革的影响。常建华注意到李友梅等人的《从扩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变迁（1921-2011）》、赵克胜的《明代的国礼与社会生活》、丁亦庄的《满族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等关于生活与制度的成果我读了杜丽红的《制度与日报》生活：现代北京的公共卫生”，并表示，本文试图阐明制度如何影响日常生活过程，并提出引入“社会中的国家”的研究方法，将国家和社会视为不同的结构。具有不同目的的组织，寻找它们之间的互动。

在此学术研究背景下，常建华提出了如何看待“制度与生命”、“生命与制度”这两个概念的问题。他认为，前一个概念“会给人一种关注制度实践、自上而下的感觉”，不如选择后一个概念，因为“作为一项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我们追求的是自下而上的研究”。 -up 纵观历史社会史，我们主张把生命置于制度之上，提出“生命与制度”的概念。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更具挑战性，超越‘制度与生活’，建立‘小历史’和‘大历史’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探索。” “生活与制度”的概念包含了非日常生活研究的内容：“开拓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领域，即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不仅注重其自身的独特性。 ，但不排除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相互作用是社会历史演变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日常生活领域探索非日常生活因素，有利于构建“建立日常生活与大历史的关系”。总之，常建华借鉴了社会学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的讨论，提出了“生活与制度”的新概念，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产生了影响。在关系的理解上，日常生活的研究既注重其自身的独特性，也不排除与系统的联系；它连接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领域，即从生活史的角度推动制度史的研究。他把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方法运用到生活和制度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小历史和大历史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新的探索。

三

常建华日常生活史学术研究贡献述评

作者对本节标题的解读是：

（一）常建华对日常生活理论建构的贡献

1. 指出“社会生活”一词的含义相对模糊且高度灵活。在研究实践中，人们对“生命”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理解，有必要厘清“生命”的含义，寻找新的途径。

2、明确日常生活的概念和内涵，以人为中心，尊重个体，关注每个个体的生活史和生活史。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方向，从而改变只见事不见人的规则和事件的叙事中心。研究方法；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的转变是观念的转变，即区别于社会生活史和结构史，后者强调人的身份和身份生活，抛弃了阶级理论主导观念的限制性影响。

3、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察它与制度的关系，与历史变迁的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生活史以人们的日常活动为基础，嵌入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年度节日、生命周期和聚落模式中。关注社会分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研究日常生活，让历史复活；社会文化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对区域社会的研究将社会历史置于地理空间中。

4、警惕日常生活史研究碎片化的弊端，强调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力求大历史与小历史的有机结合与呈现。

5、尊重研究者对日常生活史的贡献，介绍国内外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他之所以提出“日常生活”理论和社会史研究的新起点，对“生活与制度”的新探索，不仅在于他自身深厚的学术功底，更在于他的学术敏感度和对世界文化的综合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例如，他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里，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制度与生活联系起来。例如，侯旭东写的《什么是日常统治的历史》，解释了制度的产生、现实、变化和日常生活。他的文章《北朝的乡镇制度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指出，村民对村组织有归属感，使官方的乡镇制度黯然失色。又如宋一鸣所著的《为治之术》，论述了明代东南地区军户利用“制度套利”来谋取最大利益的做法。又如柯大卫在《被治理的艺术》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制度史’不是王朝如何修改制度，而是普通百姓如何在不完善的制度下生活。”解释该系统对生活的影响。系统的影响、有效性和局限性。刘新成在《历史理论研究》发表文章，强调日常生活史具有重构全面历史的特征，隐含着对研究对象过于碎片化的一定警惕。

简单地说，常建华对日常生活理论的见解或贡献是：主张以人为中心研究日常生活，整合非日常生活，将其与制度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创造“小历史”。和“大历史”的提交，实现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不断进步。常建华的建议无疑对社会史研究迈向更高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社会史写作方法的思考

常建华提出了用生活史和“日常生活”书写历史的新视角。正如他在《中国社会生活史中生命的意义》一文中所说：“从习惯中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中看国家”、“对生活的重视挑战了传统的历史认识”。数据”，“我们可以从生活方式的变化、民族关系、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社会变迁的阐释来审视。”

其余备注

希望中国社会史研究在新的探索中不断前进。

介绍常建华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体现在他对“日常生活”、“生活与制度”的重新探索。他的喜悦启发作者思考中国历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是否必要，是否可以重新开始。 ，再次探索？这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学术研究的本质是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历史的发展史是这样的：传统史的发展不用说，就近代史而言，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梁启超的《新史》主张史学研究关注大众，提醒学者关注民间历史；阶级理论讲斗争史，概念上讲被压迫阶级的贫苦人民，实践上讲“记苦记甜”；结构理论关注群体及其生活（社会生活）；新文化史、新社会史主张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下一个研究对象会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从日常生活出发，去探索和书写个性化的日常生活——“个性化生活”？

个性化日常生活史：展现生活的多样性、变化性、丰富性；真正尊重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国内多民族文化以及个人的人生观（爱好、事业、信仰、友谊、婚姻、生育、人生）选择将是其主导意识。笔者推理：个体生命的多样性是在家庭、学校、社区、社会、职业中孕育和成长的，即家庭传承因素、学校教育内容和环境的塑造、职业的某些“药方”以及社区文化。 、当代社会流行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历史传承意识。个人总是有自己的身份属性，有形或无形的群体，或者他们的组织（政治、宗教、俱乐部、家庭等）活动。

中国人尤其有必要进入“个性化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国人民在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下生活了两千多年。他们有家国一体意识，强调集体主义，警惕个人主义，追求和​​遵循共性。然而，表达个性却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历来以“先忧天下”、“留忠心反映历史”为人称道，主张为民族集体而活。这是民族灵魂，必须肯定和弘扬。当然，作者也相信这种伦理，但在这种倡导下，个人的生存被忽视，人缺乏个性。纵观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盗贼列传》崇尚个性，对个体人物给予应有的认可。荆轲、聂政、朱嘉、鞠猛、郭协等人物为后人所认可。知道。这样的人物此后在史书中就很少见到了，但虽然竹林七贤、酒中八仙（尤其是谪仙李白）、八大仙、扬州八怪等也出现在历史书中。书籍，它们不再是完全正面的形象。那些耳熟能详的俗语“第一根椽子会先腐烂”（“第一根椽子会先腐烂”）和“第一只鸟将被枪打死”告诫世人不要炫耀自己的才华，不要太过突出。个性，那样别人就会讨厌你，不会有好下场。这种日常生活的民族现象，使笔者认为，研究“个性化生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全球化时代，当COVID-19肆虐的时候，从生活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共同点就是珍惜生命，而西方国家很多人仍然坚持自由主义，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集会、游行反对“封城”。因不满宵禁而申请复议。中外人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人生观差异非常明显，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启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将中国人的个性化生活融入到世界的研究中。历史，加强中外日常生活和个体生活的比较研究。非常有必要。

编者注：

本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35-38页。为了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评论。如需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站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