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伟

一位体操运动员获得了奥运会金牌，但在测试中，他发现体内含有违禁物质——他该如何惩罚呢？那么如何化解争议呢？

一名网球运动员在药检样本中被发现含有可卡因，是酒店与随行女孩接吻时摄入的。受到处罚后，该运动员并未以故意摄入的方式提出异议。我应该怎么办？

花痴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体育赛事的重视，对运动员的处罚以及由此引发的纠纷解决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北京冬奥会上，15岁的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卡米拉·瓦利耶娃在餐厅药检呈阳性。允许瓦莱亚继续参加北京冬奥会。该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因运动员处罚引发的奥运临时仲裁案件。

“当我们关注运动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关注运动员实施的纪律处分或者处罚，这关系到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这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特殊环节。解决体育纠纷。”中国政法大学院长袁刚在近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组织的相关主题活动中表示。

体育产业就像一个小社会

自主管理成为一个系统

解决体育纠纷的特殊性和尊重体育自主权是首先必须面对包括处罚在内的相关纠纷的问题。

北京财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峰介绍，体育产业的自治管理体制大致分为两种：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金字塔管理体制和以四大职业联盟为代表的扁平化管理体制。在美国。

以奥林匹克项目为例，各项目的国际奥委会只承认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只承认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本国的体育管理机构。本质 本次中国代表团运动员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拔的。而美国四大职业联盟，国际体育联合会的章程、规则、规范都不会对四大联盟有约束力，甚至连比赛规则都不同。

陈峰将体育产业比作一个“小社会”，还包括立法、管理和司法体系。例如，在立法方面，体育机构自行制定章程、规范和规则，管理会员单位和参赛运动员，处理兴奋剂、操纵比赛等腐败行为。您自己的财务管理。

三大主体（即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体育产业自主管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陈峰表示，国际奥委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奥林匹克运动，为各国运动员提供了奥运会展示运动技能的平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止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维护体育比赛的公平正义，促进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 ;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独立的仲裁机构，为体育自治管理提供专业、合法、公正的争议解决平台。

国际排联初审法院法官、亚洲田径联合会法律委员会委员龚晓燕表示，体育纠纷的解决方式与其他行业纠纷不同。其他行业的处置决议通常适用物理定律或最密切相关的土地。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在于，除了适用的物理定律外，还必须考虑各个联合会或协会的规则。

对此，龚晓燕进一步解释称，各国不可能专门针对某个特定的体育项目制定法律，而且各个体育项目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京奥运会新西兰举重运动员霍布德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变性运动员。霍布德的参赛对于女性选手来说是公平的，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女性玩家都表示，和男性一起玩游戏不公平。当时，国际奥委会对变性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男女运动员需要证明其血液中的睾酮水平低于10 Nonol/L，并维持至少一年。东京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发布了新的“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别差异的公平、宽容和非歧视框架”，并向国际体育联合会建议接受变性人和DSD（即，性别发展差异（运动员性别发展差异）的差异 运动员采取更大的灵活性。

“乒乓球比赛，一定是男人更有优势吗？跳水比赛，男人会比女人跳得更好吗？”宫晓燕表示，国际单项协会根据项目特点制定自己的规则确实更加合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单一协会的规则可以适用于相关纠纷。

行业内部实施处罚

如果不服，可以申请仲裁

哪些运动员的行为和处罚措施可能受到处罚？

代理多起国际体育仲裁案件的龚晓燕总结为：处罚，较常见的是违反比赛规则；它涉及道德，例如虐待和打架，其中最常见的是种族歧视；涉及腐败方面，如贿赂、赌博；违反忠诚义务等

北京法学会体育法与奥林匹克法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听证委员会委员董双全认为，对运动员的主要处罚包括三个方面：金钱处罚，如罚款；警告，如警告，如警告，如警告，如警告，如警告，如警告；资格处罚，如禁止转让资格、取消注册资格等。

陈峰表示，一般情况下，比如违反竞争规则、反刺激条例等规定，都是由不属于行业内部仲裁机构的行业内任意给予纪律处分、任意仲裁。受到惩罚。国内体育纠纷由国内体育组织处理，国际体育纠纷由国际体育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处理。

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奥林匹克宪章》和《奥运会仲裁规则》明确规定可以向国际体育仲裁院申请仲裁。对内部泄压通道进行排气。

宫晓燕提醒，不同的国际单项联合会对于救助措施有不同的规定。例如，在国际滑冰总规则中，规定运动员对处罚不满可以当场抗议。由于小组赛的时间压力，所以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期间不允许抗议，只有在决赛之后才可以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此类案件，运动员对法律知识和体育规则的熟悉程度还不够。宫晓燕表示，以反兴奋剂案为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法律与科学的结合。有些情况下，如果不与技术专家合作，很难在法律上做出判断。

兴奋剂问题往往是受到处罚的重要原因。又该如何不舍呢？陈峰表示，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违反反兴奋剂条例的行为将由各级反兴奋剂委员会处理。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计算。

陈峰指出，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兴奋剂处罚案件中确立了以下原则：

首先是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不影响定性，但处罚时要考虑。例如，一名网球运动员在药检样本中被发现含有可卡因，是前一天晚上在酒店与随行女孩接吻时摄入的。国际网联反兴奋剂机构认为规模太小，处以禁赛两个半月的处罚。但国际网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为，这是疏忽，处罚过轻，并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

二是虽然没有过错，但对比赛有影响，所以资格合格。如果女体操运动员因感冒而感冒，服用感冒药后，检查时发现体内有违禁物质。本质

三是不得重复、加重处罚。例如，国际体育仲裁机构废除了反兴奋剂超过6个月的处罚、运动员不得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规则。

董双全表示，我国体育处罚程序在反兴奋剂领域比较完善。我国反多元化中心去年发布了《兴奋剂违法听证实践细则》，补充和细化了《反兴奋剂规则》听证的相关规定，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兴奋剂违法听证制度，包括听证专家组的选任、回避和举证时限，以及事件中的临时听证，都有更详细的规定。他认为，在兴奋剂听证中，专业性很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代理人的相关知识储备有待加强。

体育仲裁可以上诉

正义不应该遥远

与普通商事仲裁不同，体育仲裁不一定能入围。

陈峰表示，就商事仲裁而言，各国法律都允许仲裁的法律，特别是程序问题，申请驳回或者不予执行。这些都是司法监督的手段。不过，各国对于仲裁裁决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例如，我国仲裁法规定一端不得上诉，而英国仲裁法则原则上允许上诉。但如果仲裁协议已明确约定最终达成一致，则相当于放弃上诉权利。

但体育仲裁可以上诉。陈峰指出，特别是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做出仲裁决定后，一方当事人不能接受，可以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如果仲裁不服，如果当事人在瑞士有居住地或营业机构，当事人也可以请求瑞士最高法院撤诉。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还存在体育仲裁问题。 1995年8月29日通过的体育法规定：“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但这项法律尚未实施。

原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球员董志远曝出相关问题。 2019年1月初，董志远向中国足协投诉超出足球俱乐部工资标准，并请求仲裁。中国足协回复称：“鉴于俱乐部未能提交2018年度工资奖金确认表，俱乐部可能无法通过2019年度准入审理。因此，建议你们向法院提起仲裁和起诉。”俱乐部所在地劳动仲裁委员会。”

董志远向大连当地劳动人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后者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范围”为由未予处理。董志远只好向大连基层法院起诉，但再次被驳回。法院援引体育法规定：“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认为本案争议应由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裁决。随后，董志远提出上诉，被驳回。

寻求行业内部救济，法院不予受理，引发运动员投诉，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幸运的是，并非所有法院都不接受。例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不仅受理相关案件，还于2020年5月受理了一起足球训练合同纠纷的建议。

朝阳区法院认为，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不是《体育法》、《仲裁法》设立的仲裁机构，因此不能起到法律规定的“一端”效力。中国足协“不得将相关纠纷提交法院”涉嫌违法。同时，朝阳区法院还致函国家体育总局，希望尽快推动体育法修改并设立体育仲裁机构。中国足协、体育总局已回复整改。

董双全认为，此案对于中国法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前，司法对于体育自治是“敬而远之”。 “对相关权利人影响较大的案件，如取消注册资格、终身禁赛等，不能以‘自主权’为由，让体育组织为所欲为。当然，正义是“有限干预”，而不是“无限干预”。 ”

袁刚认为，体育纠纷解决中的处罚措施比较特殊，一方面是因为体育自治管理体制和体育运动独特的制度。因此，体育纠纷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需要司法的参与，同时司法也不愿意介入体育纠纷的解决。我们不仅要尊重体育产业的自主权，还要允许体育产业解决体育纠纷，并随着体育法的修改尽快建立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

漫画/李小军（张伟）

（《法律日报》）